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 任重道远

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可再生能源产业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近些年，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剧，一方面许多国家都在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规模，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本地化制造业不受外来产品的冲击。这也是欧美针对我国的太阳能和风电产品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双反”调查的重要原因。

近日，北欧一些学者提出，由于资金投入量大、对技术创新需求较高等制约，可再生能源对能源的贡献率在减少，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率也并未如媒体报道之高，甚至认为可再生能源处于衰退状态。对此，笔者认为，尽管在短期内，可再生能源难以完全替代化石燃料，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中国仍然呈上升态势。要实现其规模化发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发展缓慢但卓有成效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对中国而言，即使在努力推进新能源发展的情况下，实现化石能源的全替代至少也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可再生能源占当今国内总能源消费大约在10%左右，根据相关规划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预计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达到15%左右，这一比例的变化呈现波动性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从2006年颁布至今，已实施7个年头。尽管其执行效果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总体来说，该法的出台对行业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障碍开始逐渐显现，成为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规模化的瓶颈。以太阳能发电站为例，尽管其目前开发成本大大降低，但仍高于化石能源，这就导致其尚缺乏市场竞争力。加之目前电价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了可再生能源市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此外，并网难也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又一障碍。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地区集中在我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而电力负荷却在东南部地区，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需从资源丰富地区输送到高电力负荷地区，如果不能统筹协调好能源传输、消纳工作，则并网难问题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一大瓶颈。

针对上述这些瓶颈，国家已经采用了包括固定电价、财税优惠、专项基金、费用补偿等政策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作为一个研究成果，也在等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拿出来作为新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备选政策。但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就现今国内情况而言，在一种政策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引入另一新政策可能会导致各政策在协调之时出现问题，处理不当甚至会降低政策的整体预期效果。

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目前来看，将可再生能源同传统能源相提并论，就如同让婴儿在拳击手泰森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同后者同台竞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婴儿想要获胜，那么一方面，他需要吸取更多的营养迅速成长;另一方面，游戏规则也要做相应调整，制定有利于新能源健康成长的政策措施，同时致力于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新的能源体系，包括发展智能电网、建立新的价格体制、构建适合新能源发展的财政税收体制等。

美国能源署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逐步超过美国，在2014年成为全球大石油净进口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改变现有的能源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出路的。一方面，全球所面临的气候变暖压力增大，在各国都积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况下，中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08亿吨，而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为保证2050年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减少一半，即排放量维持在104亿吨左右。如果中国仍坚持现有排放量并保持目前经济增速的话，那么届时中国一个国家的排放量就可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显然不能被其他国家所容忍。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环境诉求来看，随着民众对于减少雾霾天气的呼声越来越高，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也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举动。因此，不论是从国际背景，还是从国内人口、资源环境来看，中国未来都将大规模削减化石能源的使用量。

不可否认，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初始投资高、技术不成熟、市场容量小、管理程序复杂。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条件较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实现高比例能源替代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欧盟在去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作为一个长期战略规划，并提出到2050年，所有的能源需求都由可再生能源提供这一战略目标。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是民众社会责任的体现，包括丹麦、瑞典等一些北欧国家一直是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可以说，从目前到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的发展还处于一个逐步上升的阶段。